先秦諸子思想各異,但有共同的目的.那是什麼-－飛行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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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諸子思想各異,但有共同的目的.那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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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止亂歸治的可行之道。先秦時期，最早創立且影響最大的一個學派就是「儒家」。儒家由春秋末期的孔子（551--479 BC）開其端，並由戰國時期的孟子（372--289 BC）與荀子（325--238 BC）加以發揚光大。「儒」本指春秋時期以教授知識為業的知識份子，自孔子以「仁」立說授徒後，「儒」就成為學派之名，而專指孔子一系的學說。先秦時期的儒家學說本為諸子百家之學中的一支，後經西漢時期的儒學獨尊政策，方始躍昇為中華文化的正統，主導著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文化發展。孔子透過對周文創制的反省，肯定「禮教」有助於提升人的道德品格(註一)，並認為人世的亂源就在於禮文教化未能深入人心，所以才引發了政治上的危機(註二)。因此，他主張加強「禮教」對人的深入影響，使人人都能經由禮文教化的導引而自趨向善，自成為「文質彬彬的君子」(註三)，故而強調「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己」（《論語˙顏淵》）。孔子相信人人若皆能為具有「仁」德的「君子」，則人世就能達臻「天下歸仁」的理想之世。孔子是由人與文化的互動關係，來尋思化解人世之亂的具體方案。然而，戰國中期的孟子則是把握了孔子「為仁由己」的思想，進而由人性與文化的互動關係來詮釋孔子的學說，強調禮文歸源於人性，道德本為人性的內涵，故有「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孟子˙盡心》）之議的提出，主張以「禮教」啟發人先天即具的道德本性(註四)，以自成為「君子」；「君子」就是實現人之道德本性的「道德人」。孟子是以人的主體性為核心，來構思止亂歸治的因應之道。然而，戰國後期的荀子則是把握了孔子「克己復禮為仁」的思想，進而以人的群體性為核心，並由人性與社會的互動關係，來構思化解人世之亂的具體方案，強調人的道德性不是人性所本有，而是來自於外在禮教對人的形塑所致，故有「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於治而合於道者」（《荀子?性惡》）之議的提出，主張以「禮教」形構人的道德知識，塑造人的道德品格，進而使人世能因此而成為「道德之世」。然而相對於孟子以人之性善而強調以「仁政」治世(註五)，荀子則是視人之性惡而主張「禮法兼制」。先秦時期，由墨子所創立的學派就稱為「墨家」。墨家思想分前後期，前期思想以墨子學說為主，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與重視人文自覺的儒家對峙而立，並稱為「顯學」；後期思想則由崇尚宗教轉而著重科學。秦漢之後，墨家思想被其他學派所吸收，墨家學派則不復存在。直到近代，墨家學說才因反儒思想的興起而再度受到重視(註六)。墨子（476--390 BC）透過對社會現象的反省，認為人世的亂源就在於人與人的不相愛，以致虧人自利(註七)，因此主張以「兼愛」思想來導正人際的互動關係，強調「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墨子?兼愛》）。然而，相異於儒家從文化的導向上來推展其治世方案，墨子則是從宗教的導向上來推展其治世理念，故有「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墨子?天志》）之議的提出，強調「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乎天下豈亂哉」（《墨子?明鬼》）。因此，墨子認為要先強化人的宗教信仰，使人人信從「天志」而為「兼愛天下的義人」(註八)，才能使天下歸治；「義人」就是能獻身於為民興利除害的「宗教人」。先秦時期，主張以「道」為萬物本源的諸子，統稱為「道家」。道家諸子中，較著名的有主張「無為而治」的老子、主張「虛己遊世」的莊子與主張「為我貴己」的楊朱等人，其中尤以老子與莊子的影響最大。先秦時期以自然為本的原始道家，與以人為本的原始儒家對峙而立。兩漢時期的黃老道家，則已呈顯儒道融合之勢。魏晉玄學融儒入道，將儒家的仁義綱常之教納入黃老之學中，遂使得中華文化由儒學獨尊拓展而為儒道互補。老子（？--？ BC）透過對文化建制的反省，認為人世的亂源就在於人創立了文化，使人迷亂於文化的導向之中，才導致了人世的危亂(註九)，因此主張解消文化對人的制約與形塑(註十)，使人復歸其自然本性的自顯，順諸「天道」而行，故有「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無欲以靜，天下將自定」（《老子》第三七章）之議的提出，強調唯有「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的「無為而治」(註十一)，才能使人回歸於道德純樸的「自然人」，也才能使人世重循常道而復歸為理想的「自然之世」。莊子（369--286 BC）承襲老子的「天道」觀，認為人世的亂源就在於人創立了仁義禮文，使人迷失了自然本性，才造成了人世的危亂(註十二)，故而肯定理想的人世就應是為回歸於禮文創制之前的「自然之世」(註十三)。但是莊子不同於老子就人與政治的互動關係來思考人世的止亂之道，他則是就人與社會的互動關係來思考個人的處世之方。莊子認為與其致力於改變已然成形的文化，不如將文化規範視同一套遊戲規則，並利用這套遊戲規則來與人相處，使自身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莊子?外物》）。如是就能超脫被規則所限，而安然自處於已為文化所形塑的社會群體之中，故有「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莊子?大宗師》）之議的提出。莊子認為唯有能超脫社會、文化所束縛的人，才能成就人之為「人」的理想，而為「返樸歸真的真人」(註十四)；「真人」也就是實現其自然本性的「自然人」。先秦時期，以「法治」為核心思想的諸子，統稱為「法家」。法家諸子中，較著名的有編撰《法經》的李悝、強調以法治國的商鞅、主張抱法處勢的慎到、重視統御之術的申不害、力倡以法為教的韓非等。其中，尤以融合法、勢、術於一體而集法家之大成的韓非影響最著。戰國末際，秦以法家之治統一天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專制帝國。漢繼秦興，法家學派消失，但其思想則融入儒、道兩家學說之中。漢高祖時期以道、法思想相融的黃老之學為治，形成陽道陰法之治；漢武帝時期獨尊儒、法思想相融的新儒學，則形成陽儒陰法之治。至此，法家思想便深刻的影響了中國政治體制的定型與發展。韓非（280--233 BC）透過對人性好惡的反省，認為人世的亂源就在於人君未能深切的瞭解人之好逸惡勞的自然本性，從而誤導了人性的趨向所致(註十五)，因此主張以「政法」治世，使人經由政治的導引與刑賞的控制而齊一為國，故有「賞莫若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若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若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韓非子?五蠹》）之議的提出。韓非強調「法治」雖未必能導人為善，卻能禁人為非，從而導世歸治，因此主張「不務德而務法」（《韓非子?顯學》）。韓非認為人君若能加強「法治」對人的制約與形塑，就能使人人皆為「崇法尊君的術士」(註十六)，而使天下歸治；「術士」即是遵守法治的「政治人」。大體而論，儒、道兩家所關切的是「人」的問題，故由「人」的定位來申論「人世」的歸治，如儒家將「人」先定位為「道德人」，再由是而將人世導向為「道德之世」；道家則是將「人」先定位為「自然人」，再由是而將人世導向為「自然之世」。然而，墨、法兩家所關切的則是「人世」的問題，故由「人世」的歸治來形構「人」的定位，如墨家以「宗教之世」為理想的人世，故為實現此理想而將人導向為「宗教人」；法家則以「法治之世」為理想的人世，故為實現此理想而將人導向為「政治人」。有人的存在，就有人的活動。儒、墨、道、法四家分別依人的四種活動面來建構各自的治世方案，於是就有了文化、宗教、自然與政治的四種導向。社會既是由人所構成，所以我們也可以依先秦四家所提供的四種導向來反思我們現今的社會問題，藉以尋索止亂歸治的可行之道。

其他解答:

目的就是為了行義 , 因此義是最為重要的。 <<“ 儒 ”字的含義 >> 中國古代的 “ 儒 ” 字最初是指從巫、史、祝、卜等原始宗教的職業（見下頁）中分化出來的一批知識分子。《說文》： “ 儒，柔也，術士之稱。 ” 錢穆解釋說： “ 柔乃儒之通訓，術士乃儒之別解。 ” 這是說， “ 儒 ” 這一名詞基本上有兩個含義：其一是 “ 柔 ” ，即柔和、溫和；其二是 “ 術士 ” ，即有一定專業知識和技能的人士。只是那時的所謂專業，不過是古書所說 “ 助人君順陰陽以教化者也 ” 。即幫助統治者因循天道去教化老百姓的人。因此，原始意義上的 “ 儒 ” ，是古代具有宗教性、政治性和教化職業的知識分子的通稱。隨  中國古代理性及人文思想的覺醒，早期的 “ 儒 ” ，開始從原始禮儀巫術中分化出來，並向兩方面發展：其中一部分，利用他們所掌握的原始禮儀和宗教方面的知識，成為國君諸侯的宰輔，退休或辭官後，又多為政府進行鄉閭子弟的培養和教育；一部分則利用他們所具有的 “ 禮 ” 的知識和經驗，成為專門為貴族相禮的實踐家。因為 “ 儒 ” 具有從事道德教化的含義，因此，《周禮 ? 地官 ? 大司徒》把 “ 儒 ” 與 “ 師 ” 聯繫起來。 “ 師 ” 、 “ 儒 ” 的任務，就是通過教化而使萬民安定，使社會和諧。這種教化，主要是道德教育，同時也包括文化知識的傳授。A9A39959EDCC7BE3